常常情不自禁地回忆着故乡的老屋，回忆着远去的亲人。那份牵肠挂肚的记忆，如饮一杯尘封的老酒，其味无穷。
老屋是盖瓦的木房，坐南朝北，位于寨子中央。西侧是父亲搭建的的厨房，厢房和正房连成了一个“7”字形。堂屋香火上贴着伯父写的“天地君亲师位”几个醒目大字，台上放着一只草绿色的陶瓷香炉。逢年过节，父亲都要点上几炷香，怀念祖宗建家立业的辛劳。香火的两侧贴着猴年马月残存下来的《铁道游击队》年画。左边屋角的木架子上放着一副大石磨，右边的木梯下摆放着一个圆形的石粑槽，楼上楼下堆满了各式陈旧的家什。大门外壁是两扇嵌着格子窗的朱色腰门，门前是铺着石板的平坦地坝，前坎上种着三棵枝繁叶茂的石榴树。大哥、两个姐姐和我都出生在这里，家，对于我们四兄妹来说，是一个永恒而不朽的话题。
母亲是一位吃苦耐劳的农村妇女。早上，家人还在睡梦中，她先把堂屋大门打开，然后回头去厨房里生火做饭。农忙时节，庄稼人忙于地里的活路，很晚才收工，做饭的事情全落到她的肩上。父亲从不过问家务，坐在火笼边静静地抽烟，思考着油盐柴米的问题。
那年月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全家人一年吃的都是杂粮，只有腊月底和正月初几，才能吃上几顿白米饭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教会了我做各种杂粮饭，什么粑颗饭、包谷饭、洋芋饭、薅菜饭、荞麦饭……样样会做。
我8岁那年，哥哥分家出门，另起炉灶了，大姐也嫁去了他乡。父亲为了增加收入，在生产队牵回一头老黄牯来饲养，把放牛的事交给了我。那头老黄牯年青时是位好战分子，后来在一场决斗中打断了两只角，从此才弃恶从善、改邪归正。每天早上我牵牛路过隔壁伯母家地坝时，老黄牯总是要立起尾巴拉一堆屎才肯走。伯母是一个凶神恶煞的泼妇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父亲胆小怕事，又把老黄牯归还了生产队。
村子停了几年的学校又开办了，二姐和我一起上了学。不到几天，父亲唠叨着：“姑娘是别家的客，读书有啷个用？”硬是逼着二姐哭着离开学校，干农活去了。三年过后，二姐怀着终身怨恨嫁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村子里的学校只办一至三年级，我和伙伴们到公社中心学校去上四年级，沿着铁路线来回走12公里。下午放学回家，一大堆家务活要等着我干。特别是每天必须磨16斤包谷面，一半做饭，一半喂猪，然后赶紧洗菜、做饭、喂猪，晚了要挨父亲臭骂。我放学到家时，早已累得精疲力竭，拉起大石磨总是无精打采的。
我想了一个办法，邀约寨上的小伙伴来家里看小画书，他们也很乐意。我的小画书最多，有六十多本。我的条件有点苛刻，规定看打仗的小画书拉2斤包谷，看不打仗的小画书拉1斤包谷，我拿了把木杆秤在旁边吆三喝四，指挥他们手忙脚乱地拉磨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这些小画书被小伙们翻遍了，不再听我使唤。他们听到老屋里的拉磨声，便如同惊弓之鸟，望风而逃。只有三个小伙伴常来，一个叫刘先生，另一个叫鼎罐气，还有一个叫财疯奶。这三人记性不好，头一天刚刚看完的小画书，第二天又忘得一干二净。每天下午，他们三人为了尽快看到几本打仗的小画书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轮番不停地拉起大石磨，转得轰隆隆直响。
石榴叶绿花又开，果实熟了叶又黄。风雨沧桑的几十年过去，老屋成了危房，我拆除后建成了砖混结构的房子。父亲、哥哥、母亲先后匆忙地离开人世，老家的房门上了锁，昔日喧嚣的地坝犹如散了戏的舞台，变得万籁俱寂。大姐和二姐年老体弱，几年不回家一次，时常在电话的另一端叮嘱我回家看看。伙伴们成家立业，天各一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刘先生在铜仁打工遇难，鼎罐气、财疯奶患了绝症，相继撒手人寰。
回忆故乡的老屋，显然是在重复弹奏着一曲回肠荡气的歌谣。那调子时而动人心魄，时而催人泪下，把思绪和灵魂带向了无边无际的宇宙时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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