硝烟弥漫的岁月

作者：罗雍品

　　岁月蹉跎，时光如流，父亲离开人世已经六个年头。记忆里，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在他即将辞世的前几天，总是盯住门前的青山绿水，双目流露出对人生无限的眷念。垂危之际，亲口对我讲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：
　　我的人生，验证了一句话：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。我想起自己的身世，对于“国家”这个词语的理解，可能要比任何人都要深刻：有国，才有家。今天，国家稳定，人民安康，深感欣慰，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。
　　我的家族，在故乡人眼中是一个旺族。父亲早年跟随马帮入滇，到昭通府练就一手杀猪的绝活，回家后专做屠宰生意，连续娶了三房亲。大妈生下了大哥阿炳；二妈生下了二哥阿华、三哥阿淮、四哥阿江、大姐阿娇、二姐阿玉和我；三妈生下了三姐阿脂。  1924年秋，父亲审时度势，带领全家人种植10亩大麦。第二年，老家遭受百年不遇的干旱，成千上万的饥民，四处乞讨要饭，甚至饿尸荒野。父亲趁机将大麦高价出售，一元大洋一升（每升四斤），净赚万元，趁机低价当置千亩良田。
　　父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富豪。八兄妹中，我年龄最小，父母对我十分宠爱，成了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财主小少爷。村里人更是刮目相看，毕恭毕敬地称我“幺爷”。
　　好景不长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我的家庭开始一步步走向衰落。长得文质彬彬的二哥，仅小学文化，书法特别好，二十六岁时被抓壮丁背井离乡，撇下两个幼小的女儿，一去不返。据说二哥参加远征军，牺牲在遥远的中缅边境，其妻杨氏抱恨终天。长得天资聪慧的三哥，早年在贵定县城一中初中部就读，毕业后，考入贵阳达德中学高中部，高二时投笔从戎，又考入黄埔军校十八期，二十二岁毕业，分在贵阳辎重部队任汽车连连长。三哥回家探亲许诺，三个月回来接我去广州报考航空学校。可是，不没有到三个月，噩耗传来，三哥在驱车奔赴云南途中，不慎发生车覆事故死于黄果树。生母因极度悲痛，不久离开人世。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，六十多岁的父亲，一下子变得白发苍苍。
　　当初，父亲花销大量银元当置田产，有人提醒，劝他买死算了，他傲然地说：“我估死这些当田地的穷人，祖宗八代也花不了高价赎回。”人生难料，接踵而来的又一件事情使父亲万念俱灰。1943年春，抗日战争的烽火虽然没有烧到老家，最终还是难以逃离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的厄运。
　　这一年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，引发通货膨胀，波及故乡每一个角落。父亲早年花三千元大洋当置李老头三百亩良田,李老头卖20个鸡蛋和一只母鸡得三千元面钞，理直气壮地把田地赎回。接着，所有当田人家以同样手段赎回了田地。父亲除了祖上遗留的百亩良田，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光杆司令。他难以承受这样致命的打击，日渐消沉，便卧病不起，二个月后病入膏肓。临死，他嘱咐全家，从库存中留下180元大洋、两锭银子，作为我今后上学费用，家政大权由大哥接管，说完便撒手人寰。
　　父亲这根顶梁柱一倒，全家变成一盘散沙。三妈攒了许多大洋，带着阿脂离家出走。大嫂阿甘是一位先天性“母老虎”，理所当然是掌门人。她首先把二哥两个遗孤送给湖南瓦匠，然后指桑骂槐、咒这咒那。四哥从小懒惰，属游手好闭之辈，被阿甘骂得狗血喷头。我当时正在上小学三年级，一天放学回家书包被阿甘丢出门外；大哥心地善良，本是“妻管爷”标准模特，我和四哥的遭遇他只当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。
　　父亲入土刚满一百天，阿甘直截了当独吞父亲给我的那笔财产，把我撵出家门。四哥无法忍受阿甘无休止的百般辱骂，逃得无影无踪。我只得在村后一块荒地上搭了个茅草棚，从垃圾堆里捡回一口半边砂锅，每天靠采集野菜度日。
　　1944年清明节，我这个让人尊重的“幺爷”，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叫花子，为了借粮食，在村子里逛悠半天，竟然没有一户人家开门。村口路上，遇到四哥伙伴“唐老摆”，得知四哥在麻江县城通校任职。饥肠辘辘的我，太阳搭山之际，踏上寻找四哥的路途。
　　经过五个多小时长途爬涉，我才进入县城，几经周折找到四哥。他从食堂打来米饭，端来牛肉，说：“美国佬真怪，洋芋炖牛肉，光喝汤，不吃肉。”我管不了这么多，狼吞虎咽吃了两斤白米饭。
第二天早上起床，四哥叫我跟他混，带我去见通校上司。那头头满脸麻子，朝我打量一番，嫌我年纪小不肯收留。四哥想了想，他有一个熟人在警察局，决定带我去碰碰运气。见到四哥熟人，他满口答应帮忙，带着我们一起到警察局。局长中等个子，样子长得十分精悍。四哥熟人说明来意，局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围着我转一圈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用难懂的湖南话说：“狗日的，可能是在家没有吃的了，才来投奔老子。”四哥抢过话题答道：“我小弟在家当了半年的叫化子，来投奔局座找口饭吃。”局长哈哈大笑说：“爽快，老子喜欢，”又说：“一看，就晓得是个读书人。嫩一点不要紧，跟随老子鞍前马后端茶送水就行。”
　　为了生存，我当了警察。局长指派手下对我进行三个月特训，射击、跑步，武术等。训练完成，我第一次挎着小马枪上街巡逻值勤，正好逢县城赶场。我和一位同事刚刚走上街口，迎面走来几个陌生人亲热打招呼，说他们要在这里“买卖”，请特别照顾，我不予理睬。同事说：“对付这些人，你要懂事一点，他们是上街摸包的‘舵头。’县长、局长也敬他们三分。”我顿时悟然大悟。
　　当时县城仅有一辆杠炭汽车，街道虽然狭窄，只要汽车过路，围观者看得目不转睛。但是，如遇通校美国佬开车上街，则纷纷逃避。因为美国佬开车压死人不负任何刑事责任。平常这些家伙开车总是高速行驶，旁若无人。看着满街跑的中国人，他们在车上连连举起小满指“叽哩呱啦”、哈哈大笑。一次在中街，一个十几岁小男孩朝美国佬驾驶员举小满指，被打得半死。受害家属告到县政府和警察局，当官老儿只是象征性地说“此案必究”。
　　由于我有文化，能写能认，局长对我十分赏识。二个月后，我升职警长，还同局长吃生鸡喝血酒，成 “拜把子”弟兄。他分派我带十二名警察驻扎县城东面的下司镇水码头，监查过往船只。当时下司有一户财主，购置了一辆杠炭汽车，经常从水码头装载货物运往麻江。
　　一天，我正在住所值勤，侦察员来报，说这位财主用汽车偷运鸦片，已经开往县城方向两个小时。我立马组织全体警力追赶，终于在虫蚁坡顶公路上拦截了这辆汽车，从车厢里翻到一包鸦片。人赃俱获，我将其车辆押运到县政府，向县长报告此事。县长勃然大怒，大骂车主，从制造鸦片战争的英国人骂起，陈述此物对于中国人民的毒害，坚决要把车主押进大牢。县长秉公正义，我感动得泪流满面、五体投地。
　　可是，第三天早上，我莫明其妙地被几个持枪警察关进禁闭室。县长下了手谕，说我是犯“诬蔑罪”。一直关了三个月禁闭，我才重获自由。为了混碗饭吃，我向局长求情，他保留我的职务，以观后效。事后得知，原来那位财主同县长相互勾结，偷运的鸦片是他们共同产物。怪不得古人云“告管打虎，离别父母”确有深刻含义。
　　初冬，日本人进犯独山，不时传来敌机轰炸贵阳城的消息，闹得人心惶惶。此后，连续几天，从几十公里外的都匀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据说是民国政府在日本人来临之前，销毁都匀仙人洞军械库的所有枪支弹药。通校人马早已撤离，县政府、警察局乱成一团糟，街上的有钱人也逃之夭夭。整个县城十分清冷，路断人稀。为阻截日本人的去路，接省府电文，令警察局火速炸毁当地所有通往贵阳的要道和桥梁。局长叫我同他去征求上司意见。来到县长家，只见他面色苍白，垂头丧气坐在椅子上。这位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父母官，此时全身发抖，如同筛糠一般，局长递给他一支香烟。我划根火柴。县长的手居然晃了半天没点着，犹如“打摆子”，把香烟抖落在地。
　　我第三次划燃火柴，县长和善地说：“不抽了。”恰好四哥从通校逃出来准备回家，掳得几件美国佬丢弃的黄呢子军大衣，扛来找我。县长说：“到处乱哄哄的，搁在我这里行了。放心，战事平定后，你们来要就是。”
　　当天夜里，我同二十多个警察，扛几百公斤炸药，炸断了南郊的陆家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县城进驻大批国民党军队，把守各个关隘。天空中出现了无数架日本战斗机，；黑压压一片，轰鸣声令人胆寒，整个世界在我的眼前一片黑暗。早上八点，我率十几个警察去良田查看军情，数以万计的难民，人头攒动，从都匀方向走来，朝贵阳方向蠕动，路旁死伤者不计其数，景况让人惨不忍睹。
　　我们夹杂在难民丛中，摩肩接踵，步履艰难，不时厉声呵斥，难民勉强让出一丝缝隙。到达南郊老鸦冲，已经是晚上八点。短短四公里路程，整整走十二小时。
　　当天夜里12点，局长传达口令，派我去街口查岗。刚走到东门，哨兵凶狠地问道：“口令”，我用本地话回答：“铁锅”。哪知，哨兵根本听不懂我说什么，马上推弹上膛，从黑地里闪电般冒出十几支枪，一下子抵住我的脊梁骨。他们五花大绑把我押到警察局，问清缘由，我才得以释放。军队下令，县城各机关、百姓通通撤走，违令者就地处决。警察局护送政府工作人员离开县城来到东郊隆昌，迎面走来一支国民党军队。士兵们全部穿反衣服，身上涂满黄泥巴，个个狼狈不堪。他们端起步枪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踏进县城半步，违者开枪。我们只得绕道往北郊的碧波方向。
　　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来，我们才顺利进入县城。当天下午，中街上，人们欢天喜地，家家户户放鞭炮，独一无二的杠炭汽车满载政府要员，在县城中街来来回回地奔驰着。县长在车上庄严地向百姓频频挥手，彰显一副大难不死、忧国忧民的英雄形象。
　　逃回老家的四哥返回县城找我，细说家里被难民夹军队烧毁的情况：房屋四栋，粮仓4口，大米2000斤，谷子二万斤，棺材49口，杠炭15000斤，油菜籽20000斤，家什用具不计其数，全部化为灰烬，父亲几十年打拼的财产随他去了天国，阿炳、阿甘沦落为一无所有的叫化子。
　　四哥准备来取那几件呢子军服去变卖，买些粮食度日。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县长。不料，他却一反常态问我：“你是什么时候放的？我怎么没有印象。你跟老子乱说！前次就是你那张嘴，关了三个月禁闭还不够本么？”
　　从县政府回到警察局，局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你小子要作好准备，我调你到省城去当宪兵，后天就启程。回去打点一下。”回到住所，我什么事情也不想做。半夜里，独自躺在床上左思右想，国破了，家毁了，心空空如也，觉得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。看着月黑风高的窗外，我轻轻地翻出后窗，偷偷溜出北门，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　　1949年10月，我终于盼来了全中国的解放，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，我看到了人世间最美丽的曙光。(作者：罗雍品)